【编者按】杨巴金主席撰写的《<汪知府铁铸文峰山>故事探析》经《井冈山报》、《学习强国･江西平台》刊出后，有不少读者致电给作者表示进一步的关切和询问，主要内容有：《汪知府铁铸文峰山》故事未予详细叙述，尤其是后来罗陵秀才化咒的情节不宜缺失；熊概家族到底是姓熊还是姓胡，为何《明史》中说他是丰城人；吉水县从明代后期至清代中进士的人数，以及在全市的总排名情况等。为此，作者就这些疑问特意作了补写，现予以刊出，以飨读者。

《汪知府铁铸文峰山》故事新探杨巴金

《汪知府铁铸文峰山》故事在吉水县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，其结局让后世人既痛恨又惋惜。但是，读者们对该故事主人公——熊概和汪知府未必熟悉，内心也很想知道其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，以及这个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寓意。在此，笔者为之作简要探析。

（七里湾鸟瞰）

01

“汪知府铁铸文峰山”故事

文峰山座落在吉水古县城东南方3里处，其外形像毛笔头倒立，峰顶直戳云天。因东南方在风水堪舆学中称作巽位，“形家所谓巽方，文峰特秀也”，故又称作巽峰，是该县文风蔚起的象征。

（远眺文峰山）

相传文峰山长着一种竹子，竹子年年会长出新竹笋。山上每长出一根竹子，吉水就有一人中秀才、举人或进士，所以民间有“文峰山上翠竹多，进士状元中全科”的谚语流传。明代后期，吉安府有一位贪赃枉法、为非作歹的汪知府，因担心自己被朝廷治罪，想来巴结时任南京右都御史兼刑部尚书的吉水人熊概。那天中午，熊概回到七里湾溪山村探亲，因旅途疲劳，又与亲朋好友们喝下几盅吉水老冬酒，很快就酣酣地睡着了。汪知府来到七里渡，欲乘船前去熊概家。村民们乘熊都堂午睡之机，想借机惩罚一下汪知府，于是将他的官轿、官靴抬放在七里湾的沙滩上。汪知府乘船过江后，看见熊都堂的官轿、官靴摆放在沙滩上，以为他在轿内，屈膝便拜。那时正值三伏天中午，汪知府在沙滩上足足跪了一个多时辰，差点昏死在沙滩。汪知府受辱后，不吸取教训，反而千方百计要报复吉水。他拜师学会堪舆之术，认定是文峰山给吉水人带来文风，便骗人去砍断山上的竹子，可是老竹子被砍断，明年新竹子发得更多。于是，他又从外县调人去文峰山挖竹篼，却因竹根仍深藏于地下，两三年后就长出一大片竹林。汪知府无计可施，便要“铁铸”文峰山。他用铁与铜锻烧成汁，然后坐在地上施法，口里大声念着咒语，将铁水从自己头上倒下去。就这样，汪知府被铁水烫死，吉水的文风从此也被罩住了。

五十年后，云游四海的罗陵秀才回到家乡，听说吉水文风被汪知府用铁水罩住，便来到文峰山顶。他一番施法后，口里大声喊道：“铜要烂，铁要锈，一百年后要反复。”果然在一百年之后，吉水的文风不减当年。‍

02

故事主人公——熊概和汪知府

关于熊概的生平事迹，《明史·列传》卷159有传，共608字，可见他在《明史》中占有重要一席。熊概（1385—1434），字元节，号芝山，吉水县七里湾溪山村人。他的仕履经历是：永乐九年（1411）中进士，授御史。永乐十六年擢为广西按察使，不久后转任广东按察使。洪熙元年（1425）正月，以原官职巡视江浙一带。宣德年初，升为大理寺卿，仍巡抚江南。宣德五年（1430），升为南京右都御史，不久后兼任刑部尚书，是南直隶都察院名符其实的“一把手”。宣德九年（1434）十月某天，因突发疾病而死于任上，年仅50岁。

（熊概故里——竹山新村）

前段时间，笔者应《江西文史》刊物编辑之约写成《<明史·熊概传>订误》一文，在详加分析的基础上最后得出4点结论。第一，熊概生活于明代前期，其父熊直一岁前姓熊，此后一直姓胡，直到去世。熊概出生于吉水县，是以吉水县籍和“胡概”之名参加科举考试的，说他的籍贯是吉水县应无任何异议，丰城县只是他的祖籍地。第二，熊直一岁丧父，随母亲杨槜改嫁给时任古田县尹、吉水人胡时中，所以《明史》中“幼孤，随母适胡氏”的表述只符合熊直，并不适合熊概。第三，熊概家族是宣德五年（1430）才恢复熊姓，并安排他唯一的弟弟棨仍然姓胡，以承祀胡家香火。第四，清乾隆朝《明史》编纂者为何没有采用万历《吉安府志》、雍正《江西通志》以及明初官员梁潜、杨士奇等人记文中的正确说法，从而造成《明史·熊概传》基本情况的表述有误，其原因不得而知。

关于汪知府，读者们只知道他姓汪，时任吉安知府，生活于明代后期。至于其名、其字、其号是什么，以及籍贯是哪里，哪年中举人或进士等，均无法得知。‍

03

该故事真假之辩析

读者也许会问，真的有“汪知府铁铸文峰山”这么一回事吗？为此笔者很肯定地说，它是假的。理由有四：

第一，从时间先后的角度来看，熊概是明代前期的人物。他于永乐九年中进士，之后授御史一职，7年后升任广西按察使，不久后转任广东按察使。宣德年（1426—1435）初，熊概被提拨为大理寺卿，职责是巡视南直隶和浙江一带。直到宣德五年（1430），他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后，才开始拥有对江西官员监察之权，可惜宣德九年十月，又突发疾病而死于任上。而《汪知府铁铸文峰山》故事中有明确的时间交待，即发生于明代后期，两个主人公生活的时间并不一致。

（熊概故里旧祠）

第二，从与熊概同时代的吉安知府姓名的角度来看，明代前期吉安府并没有汪姓知府。据万历《吉安府志·轶官表》卷3载，明成祖永乐年中，吉安知府名叫兰芳，他是绛州人，且府志中有传。从宣德三年（1428）开始，朝廷任命贾节为吉安知府。宣德九年，朝廷又改任陈本深为吉安知府，他是宁波人，府志中也有其传。可见熊概从入仕到去世，吉安府3任知府均不姓汪，且都有惠政，与贪脏枉法、欺压百姓的汪知府丝毫沾不上边。

第三，从与熊概同时代的吉安府副职的角度看，那时也没有汪姓官员。据万历《吉安府志·同知》栏载，宣德九年（1434）费斌任吉安府同知，即知府的副职，为正五品。此前，吉安府曾长期空缺同知一职。该府志《通判》栏又载，永乐年中是邢麟任吉安通判，他是武阳人，且府志中有传；宣德九年，改任孟瑄为吉安通判，此后是李缙、莆田进士余耀担任吉安通判。此外，从永乐年中至宣德年末，吉安府的推官、 府学教授、府学训导、经历、照磨、知事、检校等官职中，均没有汪姓官员。

（熊概故里新祠）

第四，从整个明代吉安府的汪姓知府角度来看，仅是在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湖北黄梅县的汪可受曾赴任吉安知府，此外并无汪姓知府。汪可受（？—1620），字以虚，号静峰，万历八年中进士。初授浙江金华县知县，因有政声，不久后升任吉安知府。又因政绩突出，任满后督学山西，迁陕西右布政使，累擢兵部侍郎，总督蓟、辽等。说到汪可受在吉安任职期间的作为，历代《吉安府志》和《江西通志》都评价极高。他上任前，白鹭州书院因被特大洪水冲毁，洲上已停止办学长达57年。此后他募集巨资，牵头在白鹭州复建书院，并新建很多附属设施。汪可受一直体恤民困，不畏强暴，正直清廉，曾被明神宗旌表为“天下清廉第一”。试想，他清廉为政，一路升官，何来担心自己被惩处之说！他作为吉安府“一把手”，所辖管的吉水县能够文风鼎盛，科举繁荣，官员辈出，岂不是自己德政的一部分，何必去破坏其风水呢！

此外，整个明代吉安府副职中的汪姓官员，仅有正德年（1506—1521）末任府学教授的汪惠，他是浙江奉化人，官位不高，权利也较小，且与熊概生活的时代相差近百年。‍

04

吉水为何会有这样一个故事

《汪知府铁铸文峰山》故事在吉水县流传甚广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两方面。

一方面，自北宋至明代中期，吉水县一直文风鼎盛，科举繁荣，中进士人数在吉安全市乃至江西全省均排名较前。据中华书局2017年2月出版的《吉安登科考》（汪泰荣编著）载，宋代时，吉水中进士211人，全市中进士1248人，占比17%，排名全市第二，仍接近于第三名泰和与第四名安福进士人数之和。排名第一的是庐陵县，其地域包含当今的吉州、青原和吉安县，且是郡城所在地，所以也是文风鼎盛之地。元代时，朝廷于1315年才开科取士，先后举办16次科考，共录取进士1139人，其中吉安全市中进士43人，而吉水中进士19人，排名第一。排位第二的庐陵县，中进士7人，另有5个县并列第三位，各中进士3人。此外，吉水县隐士如刘诜、郭钰、杨允孚等人，虽然未中进士，却是全国响当当的知名文人，元代大学者虞集、欧阳玄和揭傒斯对刘诜等人的评价都很高。明代中期以前，吉水县科举盛况更为可观。“翰林多吉水，朝士半江西”、“状元多吉水，朝士半江西”、“水绕鉴湖弦，文江出状元”、“一门三进士，隔河两宰相”等谚语就是赞美这段时间。但是，从明代后期至清代，吉水县中进士的人数有明显下滑，与邻县安福、庐陵相比也有明显差距。例如，以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己丑科为界，此前吉水县共中进士431人，排名全市第一；庐陵县中进士392人，排名第二；安福县中进士322人，排名第三。但是，从该年到明代灭亡的56年间，吉水中进士仅16人，而庐陵县有29人，安福县有40人；泰和县也超过吉水，有18人中进士。整个清代，吉水中进士仅35人，而庐陵县有54人，安福县有65人。

（七里湾大桥）

这里有必要插叙一下。汪泰荣老先生是永新县人，治学严谨，著述甚丰，但也涉及统计口径的问题。例如，1054年设立永丰县后，欧阳修家族、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家族的进士已全部划离吉水，而历代《吉水县志》均会计入；八都镇曾敏行家族的进士全部划归峡江县；杨万里的岳父罗天文故里因是共和国成立后才划归吉水县，其家族10余名进士仍划归庐陵县等等。尽管如此，据《吉安登科考》书载，吉水县历代中进士482人，居全市第一；庐陵县中进士475人，居第二；安福县中进士427人，居第三；假如再加上特恩科、副榜进士等名额，庐陵县因是府城所在地，占有天然优势，该县则有进士546人，排名全市第一；吉水县共有进士519人，排名第二；安福县共有进士469人，排名第三。

另一方面，为何要选择熊概作为故事的另一主人公呢？原因有两点。第一，熊概中进士后即授予御史，这是专门对官员进行监察之职。此后，他升任按察使、大理寺卿以及右都御史等职，这只是官阶的提升，但职责仍是负责官员监察工作，自然是贪官污吏最惧怕之人。又因“汪”与“枉”字谐音，引申为行为不合正道或违法曲断之意，于是将这位吉安知府定为汪姓。

第二，从熊概的个人性格来看，他是一位正直清廉且用法严苛的官员。说到熊概的用法严苛，清初《明史》编纂者曾将他与另一位吉水老乡周忱作比较，如《明史·周忱传》卷153载：“先是大理卿胡概为廵抚，用法严。（周）忱一切治以简易，告讦者辄不省。或面讦忱：‘公不及胡公。’忱笑曰：‘胡卿敕旨，在祛除民害；朝廷命我，但云安抚军民。委寄正不同耳。’”《江南通志·周忱传》卷112中也说：“先是胡概用法严刻，忱济以宽时。”有鉴于此，因熊概不讲人情，执法甚严，自然被编纂者选作为故事的另一主人公。‍

结  语

笔者认为，对科举文化的信仰是《汪知府铁铸文峰山》故事产生的主要根源。因为在古代社会里，普通百姓假若要想实现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目标，唯一的途经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成功。自北宋至明代中期，吉水县历来文风鼎盛，科举繁荣，中进士人数一直排名全市第一，但从明代后期至清代，吉水县科举人数有明显下滑，于是坊间有“好事者”从风水学的角度编纂出此故事，既为县民寻得心理上的慰藉，也为此事增添一层神秘的罩纱。其实，《汪知府铁铸文峰山》故事的流传，只是该县先人想表达祈求文风鼎盛、冀望学子金榜题名的一种朴素愿望。

供稿：杨巴金

编辑：李强

审核：夏侯寅

终审：许祖平